作者丨陈碧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

【资料图】

6月27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，自己在2022年1月被扬州市某派出所一民警强奸，报警后该民警未受到任何处理。据媒体报道，扬州市公安局已对此事回应：立即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，并请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，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
鉴于此案目前披露的情节有限，我们无法对案情进行评论。不过，想必大家已经收到了大量“如何看待……”的推送，而这其中不乏“洞穴偏见”和某些“主观臆断”。关于此案的细节，也许要在一周甚至数周后出现，但关注量和点击量会迅速降到“如何看待”的百分之一。这也使得人们从个案中记住的仅仅是个人的评判，而非客观的经验。

本文重点提示，在上述案件中出现的强奸立案难、证明难问题，值得公众关注。这既是一个刑法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
初查：对于“强奸诬告”的担心

警方在接到强奸报案之后，会详细询问被害人涉案信息，并了解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关系，在进行初查的基础上判断这是不是犯罪、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，最后决定是否立案。在上述案件中，被害人称，警方向其几个朋友甚至前男友了解她的交友模式，包括性行为模式，这也属于初查常用的调查手段。

这种初查，一方面因为强奸是重罪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司法机关对于“强奸诬告”的担心。

一般来说，公安机关在初查的时候，会尽可能地避免将“事发后寻找托词”、“出于报复心理”或者“谋求同情和关注”等几种不实控告的情况作为强奸犯罪案件进行立案。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，公安机关的谨慎立案是符合法治精神的。因为刑事诉讼的战车一旦启动，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将无力抵抗，名誉、财产、工作、人身自由都将岌岌可危。即使是经历了侦查、起诉或者审判程序之后被宣告无罪，他也可能失去所有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刑事诉讼法可能还会保护某些作案者，它不利于被害人快意恩仇，但这就是法治要付出的代价。我们既要考虑如何不让受害者做法治的牺牲品，又要考虑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。毕竟，由于大部分强奸报案的情况中也确实发生了性行为，女性是否性同意又难以在那个时点查明，就容易先行羁押被控告人，直到后期有其他相反证据或者被害人主动承认所言虚假，而此时被指控者可能已经被羁押数月甚至超过一年。假如公众能够从被害人、被控人不同的角度出发，也就更能理解警察在立案阶段的初查工作是何等重要。

一般警察会重点询问当事人是否相识、何时曾经见过面、怎样接近受害人的。实施强奸时，是使用暴力、胁迫，还是使用其他手段，使用了何种作案工具，作案人是否已经完成了性交，有哪些痕迹、物证可能留在了现场，犯罪过程中受害人是否有进行反抗，怎样反抗的，作案人是否受伤，被害人是否受伤，有无衣物被撕裂，纽扣被扯掉等情况。从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警察判断是否立案的依据：是否使用暴力、是否违反意志、是否有证据支持？

警方也会侧面做一些调查，比如受害人平时的爱好与活动规律、生活作风、男女交往关系，事件发生具体地点、该地点的特征、当时邻居是否听到争吵声或者呼救声，以及事件发生前后现场是否发现可疑人员，被害人是否第一时间报案，等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公安机关并不会对任何强奸报案都予以立案。经过这些初查，公安机关认为可能不构成强奸的，就不会立案。

但警方如何才能审慎地作出这种判断呢？从法学规范的角度，法律承认成年女性能够理性地决定和控制自己的性行为，因此她说是就允许，说不就应该意味着不。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司法部门对于强奸的被害人却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，他们害怕因女性撒谎、报复而使男性受到冤枉，尤其是在双方是熟人，其中一方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反抗的情况下。

在本案中，报案者发帖说“案件无法被定性为强奸，理由是反抗不够激烈且身上没有皮外伤”，这显然是一种如何证明强奸中是否违反女方意志的成见。这种成见认为女性的意愿要用行动来表明，她必须用激烈的抵抗来表明态度，甚至要导致自己一定程度的外伤，才能表明自己拒绝的意志有多么坚定。

但实际上，我国的刑法理论已经接受女性的性自主权才是强奸罪要保护的法益，这意味着司法人员不能以男性的幻想和偏见来要求女性，即便有的男性认为女性的消极反抗只是装模做样——她只要不撕破了脸就说明没事——这种错误认识不应当为法律所允许。

换句话说，女性想要性的时候会说“是”，不想要时会说“不”，这些语言上的表示应当得到尊重。如果男性不尊重女性的语言表达，不尊重这种消极反抗，那就很可能给他带来强奸罪名成立的风险。所以，如果警方只从“激烈反抗”这个要件来审视女性的性同意与否，那可能他们应该补补刑法理论了。

日益增多的熟人强奸

相比于陌生人强奸案件，熟人强奸案件就更容易出现“没有激烈反抗”、难立案，也更难证明的情况。

一般强奸案件，案发现场的痕迹物证、被害人身上的伤痕等可以作为定案依据。然而在熟人强奸犯罪案件中，一方面，行为人往往用不易证明的软暴力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；另一方面，被害人因与作案人熟识，出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激烈反抗或反抗较为轻微，从而能勘查的证据更少，就增加了侦查人员的办案难度。

具体而言，熟人作案时多会选择一些像酒店、KTV或在当事人家中、车上等私密空间，为使性关系的发生合理化，表现出被害人自愿的效果。面对调查，熟人常常能顺畅地讲述“真实”事情经过并轻松地否认自己的罪责，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是“真诚地认为对方是愿意的”。

同时，刑事诉讼法保障和扩大了律师的会见和阅卷权利，当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了解到公安机关取证瑕疵时，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，翻供也很自然。许多熟人之间的强奸案一对一证据关系形成的证据链极为薄弱，原本就难以准确认定受害人是否自愿，一旦嫌疑人翻供，如果警方没有其他证据，就很容易在移送起诉时进退两难。

此外，还有一部分受害人在案发后未及时报案，或惧于“荡妇羞辱”，或迫于威胁，选择隐瞒或者要求私了，既使得嫌疑人有足够时间毁灭罪证，又错过了伤情检验、生物证据采集的有效时间。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已经受到了创伤的当事人，冒着二次伤害的风险一定要动用刑法手段将嫌凶绳之以法，但作为法律工作者，必须提醒受害者：立即报案、不要私了。

前述案件中，报案人称警察还给了“施害者和我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试图私了”。实践中确有警方有类似的操作，可能是因为报案人和行为人是熟人，甚至是恋人关系，因此警方试图让双方澄清事实，以免出现因争吵或赌气产生的报假案。但这对于真正的被害人将形成极大的困扰，一旦接受道歉、协商私了，还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烦。当然，这是另一个人性幽微的话题。

回到本文讨论的案件，当下讨论此问题的公共空间很容易成为性别对立的战场——指责女性诬告者有之，指责男性逃避法律惩罚亦有之；同时因为涉事者的警察身份，指责派出所包庇、徇私枉法者也不少。但这种站队带来的选边和撕裂，终究无助于公众从社会事件中收获经验。还是应当让事实说话，让案情通报尽早抵达，也让这样的案件引发更多关于尊重女性性自主权的讨论。

尊重女性，既绅士，也安全。

来源：风声